随着汉语在全球的普及，不少土生土长的老外，也在用汉语写诗，形成汉语新诗中的外国兵团。和重庆颇多交往的泰国诗人曾心就是这个兵团中突出的一位。

　　曾心，泰名坚谐·塞他翁，生于泰国曼谷。但是他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中文系。其实有类似经历的外国汉语新诗人不止他一位。韩国诗人许世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拿的，日本的岩佐昌暲是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所以，曾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汉语新文学创作，涉猎的领域比较多，主要成就在汉语小诗。

　　曾心的小诗不是首首皆佳。有些篇章还是生活的本然样态，没有得到诗的升华。好像还是五谷，没有酿出美酒。然而，曾心小诗的总体水平是相当可以的，可谓随处佳篇。

　　本土情结与母土诗学的融合是外国兵团的基本美学特征。诗歌无国界，诗人有祖国。泰国是一个“黄袍佛国”。佛教是国教，90%的泰国人都信奉佛教。因此，泰国文学与诗歌总是在佛光的沐浴下，在佛祖的怀抱中。曾心的小诗就显示了这一特征。他的诗，许多感悟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有佛的光亮。在曾心的小诗里，“佛”是常见题材。在他的小诗里，崇尚忍让，呵护安宁，爱好和平的心态完全可以触摸。这其实就是信仰佛教的泰国人的普遍心态。

　　外国兵团既然用的文字媒介是汉语，就必然和中国新诗在“汉语”上交融，必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既然是汉语新诗，就必然要从汉语新诗那里吸收养分，必然要遵从汉语诗学。这里就出现了母土诗学的问题。本土情结与母土诗学的融合，这也是曾心的基本美学理想。

　　母土诗学有一个基本理念：诗是形式第一的艺术，对于诗来讲，形式不仅是形式，它其实也是内容。因此没有形式制约感的诗人绝对不是好诗人，甚至根本不是诗人。尤其是自由体诗人，要懂得“自由”与“束缚”、“自由”与“规则”、“自由”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形式是诗的生命。失去形式，也就失去了诗。对于诗而言，从来没有郭沫若在狂飙突进时期说的那种“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由”只能带来美好诗情的恶劣表现。当一些诗人获得了他认定的“自由”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写诗的自由。格律体像跳舞，自由体像走路，跳舞有舞步，走路有走姿，世界上没有“自由”得什么艺术规范都没有的艺术。

　　曾心的小诗，就承继了母土诗学的一脉，注重形式。和中国大陆近年兴起的“诗体重建”相呼应，曾心的诗在小诗的诗体建设上做出了贡献：篇幅简约，字字必争。

　　汉语诗学还讲究意象。无象则枯。直接说破情思的名称是一位诗人艺术能力贫弱的可靠标志。所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刘熙载：《艺概》)而且，情感世界是用一般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诗人立象，以“不说出”去战胜“说不出”，“立象以尽意”(王弼《略例明象篇》)。

　　曾心笔下诸多成功意象，这是母土诗学的发扬。他有一首我很欣赏的《卵石》：“本来有棱有角/被岁月磨成/滑滑圆圆//无论走到哪儿/只是一个“0”//”。写卵石的诗不少，无非是说它没有棱角，圆滑。但是曾心说它走到哪里都只是个0，这就有了新意。这是诗人的发现，令人惊叹的发现。

　　外国兵团是汉语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群落一定会有所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