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4岁的林优娜（Jona Widhagdo Putri）是印尼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国际关系讲师，这位年纪轻轻的印尼第四代华人，已从事10年以上的翻译工作，曾为50多场国际会议担任过同声传译。她服务的对象包括印尼前总统苏西洛、现任总统佐科、副总统和雅加达省省长等政要。 　　同声传译高度紧张，信息量大，因此一般由两名翻译员每隔15分钟交班一次，但林优娜做同声传译，每次常常超过半个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原因在于，印尼十分缺乏汉语的同传人才。令人意外的是，林优娜18岁以前完全不懂汉语，留学中国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在印尼泗水崇高三语学校，记者遇到了9岁的王小嫱和12岁的李恩典，她们都能说流利的汉语。跟林优娜不同的是，尽管拥有中文名字，但她们都是印尼原住民，家里人也都不会汉语。崇高三语学校是一所由华人开办的基督教学校，学校友族学生占19%，从幼儿园起，李恩典在这里学习了8年汉语。
　　“目前印尼有100多所汉语学校，尽管仅是1966年禁锢期之前的10%，但10余年来各地汉语教育的热情以井喷的状态发展。”印尼日惹特区汉语教育协调机构主席陈启明先生介绍，由于特殊原因，印尼是东南亚汉语教育较为薄弱的地区，因此发展的急切性也显得尤为明显。而在汉语教育体系完整的马来西亚，其汉语小学有57万在校生，汉语独立中学人数超8万人。
　　“据最新的不完全统计，全球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地区，自发兴办了近2万所汉语学校，在职汉语教师数十万人，在校学生数百万人。”此次调研团团长、广东省侨办副巡视员李仲民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和广大汉语教育工作者功不可没，他们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不懂汉语相当于自我边缘化”
　　刚到达印尼梭罗培育三语学校，记者便被一片斑斓的色彩所吸引：一年级孩子穿着极具印尼风情的表演服，跳起可爱的土风舞，他们身后的校门上，贴着红色的春联，中国老师和当地老师都身着印尼蜡染服饰，形成了浓烈而和谐的视觉合奏。
　　“您好，我是4年级的学生，我叫郑德华，我是我们家汉语说得最好的。”
　　“您好，我是5年级的学生，我叫黄燕珍，我和我哥哥两人是全家最懂汉语的。”
　　孩子们调皮地用汉语打招呼。
　　在古稀之龄的《千岛日报》记者肖女士看来，这些孩子是幸运的。现在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三语学校，但孩子们的父辈，甚至祖辈却在上世纪错过了学习汉语的机会，目前懂汉语者，不是70岁以上的老人，就是正在上华校的孩子。
　　“我们从事华教事业的目的，一是为印尼培养像林优娜一样的汉语人才，另一个是让华裔懂得自己民族的语言，传承传统文化。”泗水新中三语学校校长陈锦球开门见山地说，“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构想就没有忽略文化，而恰恰在很多方面是文化先行，语言的沟通交流必定首当其冲，印尼太需要懂汉语的人才了！”
　　汉语的“根”情结，对老一辈华人而言更为深刻。很多华校学生都是被爷爷奶奶送进学校的。“小时候我们都接受汉语教育，所以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希望我的孙子能学好汉语。” 梭罗福清公会教育部部长刘美玉说，很多年轻家长认为学习英语更有用，但她的5个孩子小时候都学习汉语，后来又都去了美国留学，根本不影响他们的发展。
　　“中汉语化是民族之魂，对内，我们个人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对外，我们要借助语言和文化，积极推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中外民众互相了解和理解。”从事了一辈子汉语教育的泰国罗勇光华学校资深校长蔡良告诉记者，中国移民立足海外后最关心的大事就是子女教育，一是现实需要，一是精神需要，而在当前，更深远说是不同民族和文化交流的需要。
　　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政策允许，海外华人便会投入最大的热情去发展华教，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热心华教人士出钱出力，甚至倾其所有大力支持和兴办汉语教育，而他们的努力也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肯定。
　　泰国光华学校中文校长蔡玲玲介绍，该校每年学生约增加100人。与光华学校一样的汉语民校被泰国教育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每年政府对每名学生有1.2万泰铢的补贴。
　　由于英文和中文教育与欧美、中国对接得好，印尼泗水新中三语学校的学生中途出国留学并没有障碍。校长陈锦球透露，今年高一年级考完期末考后，已有10多位学生选择到国外留学，其中两人选择到中国。
　　马来西亚企业家雷智雄博士也告诉记者，当地很多高官子女，如某任首相的小儿子、副首相的孙女都就读于华小，“不懂汉语相当于自我边缘化”。
        由于汉语学习热高涨，马来西亚华总副总秘书兼策略研究委员会主席陈耀星博士在多次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发现，不少非华裔媒体人可以直接用汉语采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