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华语写作来说，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一般简称马华文学)无疑是边缘的。尽管边缘，这个群体却不容小觑，有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示过，马华文学拓展了汉语的边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尽管同样在用中文书写，但马华文学作家的中文可谓别有洞天。出生、成长于马来西亚怡保的作家黎紫书就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位马华作家，最近她的微型小说集《余生》出版。

　　黎紫书出生于1971年，按照马华文学的代际划分，就是所谓的“七字辈”。在那个发表途径有限的社会里，参赛竞逐文学奖是许多马华作家进入文坛的主要途径。黎紫书也是这样。1995年她以一篇《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首奖，此后连续多届获奖，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之后她几乎成为得奖专业户，拿了华语世界大大小小各类文学奖项。

　　与前辈马华作家相比，黎紫书有诸多不同。譬如，她没有像李永平、黄锦树这样在中国台湾生活或放弃马来西亚国籍的经历，反而她在北京住过两年。再譬如，她从小其实受英文教育，中文纯粹因为兴趣。再譬如，在她的笔下，与前辈作家执着书写马华族群的离散、国族认同的困境乃至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悲壮记忆等不同的是，黎紫书没有这些宏大的历史记忆，在经历了为参赛而写的大主题后，就转而书写她感兴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题材。

　　在一个中文居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里，黎紫书与其他作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似乎天生就对中文敏感。按照黎紫书自己的说法，她希望标示一种只有马来华人才能写出的中文。9月，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对黎紫书进行了专访。

　　马来西亚是一个国籍，但我还是Chinese

　　澎湃新闻：你是一个对语言很敏感的人，在北京那两年的生活经验，中国的中文生态会不会体现在你的作品中？

　　黎紫书：是，我对语言很敏感，语言对我来说，在写作上很重要，但小说的内容和故事本身才是更重要的。在语言之上，语言是按照小说需要做调整的。《余生》里面很多故事取材中国大陆，我也觉得那些内容只能发生在大陆，写的时候会刻意点出来是，在语言上也会酌量使用中国大陆的一些语言。中国大陆的语言在生活上也会有一些影响，我甚至可能都没察觉到。比如前几天跟一个台湾留学回来的马来西亚朋友吃饭。我说挺好吃的。她说，你怎么说挺好吃，你学中国大陆的说法吗？我说那你怎么说？她说我们说蛮好吃的。那我说，其实马来西亚人也不说蛮好吃啊，你也是台湾学来的。马来西亚人只会说很好吃。这个细致的“挺”和“蛮”的差别，也会自然体现在我小说里，而我自己可能都没察觉。

　　澎湃新闻：当时为什么去北京居住？

　　黎紫书：那是一个朋友安排的。当时我辞职了，想当全职的写作人，但我是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的，不像那些台湾的马华。如果我要把写作作为我的志业的话，我至少要写一些不同的东西，要开拓自己的眼界，不然我就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马华写作者，所以就想找个机会出国。正好有一个热爱我作品的读者，一个富豪资助我写长篇。而且中国大陆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澎湃新闻：有一次讲座里，你讲到你母亲回中国探亲，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同。

　　黎紫书：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没跟我们说。应该是回到了乡下，当时大陆刚开放，还比较穷，去寻根的人都有相同的经验，老家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子。

　　澎湃新闻：你还得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吗？跟你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黎紫书：记不清楚哪个年份，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出差到北京。我是广东人。那是北京的冬天，比我想象中冷，我这样一个热带人，对冬天没有准备。第二天早上，下雪。当然下雪是很难忘，很开心。我就穿好衣服走到街上，但发现其实下雪不好玩，街上的雪也是脏脏的，冷得整个人都麻掉了。

　　我想我妈以前回乡也是这样吧，想象是一回事，真的要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这些已经习惯热带的人，是有很大的适应上的难题。

　　澎湃新闻：你母亲是第几代移民？

　　黎紫书：第三代了。可是她受她父母的影响，还是有一个祖国的观念和情感，觉得中国是自己的祖国，有一天还是要回国的。

　　澎湃新闻：在一次讲座中，你也提到，你跑到国外的时候，也会有困惑，是希望人家当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被当成马来西亚人。但我们知道，如果你跟老外用英文对话的时候，你一说Chinese，他们就会把你当成中国人。

　　黎紫书：对，很难解释清。他们会说，你不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吗？我说我不是，我是Malaysian Chinese。英语里是没有华人和中国人的区分的，所以你就得跟他们解释整个历史的由来等等。马来西亚是一个国籍，但我还是Chinese。基本上，在外国你一说你是Chinese，就会被当成是从中国来的。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的作品都是为了参赛而写的，会为了参赛而刻意去写符合比赛更偏向的题目或主题吗？

　　黎紫书：马来西亚的作者没有谁是全职的，基本都是业余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写作来谋生。平时也不常有发表的机会，参赛是一个途径，让人看到你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会很珍惜，参赛也是马华作者的正常选择。我当时开始写作的时候，希望被肯定，我那时是个新人，很年轻，二十出头。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美学标准，也不清楚好的作品是什么样，我就会去看评审会议记录，像花踪文学奖的记录，去看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作品。然后自然会把那一套标准变成自己的标准。评审记录里面可以看到，写华人的命运、国族认同的作品就会容易得奖，你写小女人的话，就很难。所以变成马华作家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得奖的作品。写的时候，你潜意识里也会把那套标准放进来。如果你写小女人这些题材，你就不会把它拿去参赛。

　　写长篇《告别的年代》时故意炫技，但那是为了训练

　　澎湃新闻：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在读马华作家作品的时候，似乎不自觉就会期待看到你们去写国族认同、离散这些主题，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非得要有这种期待呢？

　　黎紫书：是的。其实就算是生活上的小故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经验，哪怕是小题材，也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差异。

　　澎湃新闻：你在有一个讲座里说自己受苏童、金庸武侠的影响很大，读得很多。张爱玲呢？但你似乎很少读她？

　　黎紫书：首先，我不像很多其他作者那样，我不是在一个写作圈子里长大的，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我都是乱看书，拿到什么看什么，我当时没有意识挑哪些来读。所以那些所谓的必读的，我可能都没读过。成长后，也会对必读的东西有一种抗拒，我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必读的，我有过这样的反抗期。

　　我知道张爱玲是祖师奶奶，我自己也有买很多她的书，但都没有打开来看过。后来看了一些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概会想到她的文字是什么样的，又影响了我去阅读她的欲望。只能说我对那种题材没有很大兴趣。写她的评论我也看过。我相信她必然是很有才华很了不起的作者，但如果我们是我们阅读的东西养成的作者的话，我这样偏离正道的阅读也未尝不可。

　　澎湃新闻：说到《告别的年代》，从这个长篇处女作中能感受到你的野心。好像对于马华作家来说，要不要写长篇，这本身会变成一个问题，而对中国大陆作家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中国作家动不动就是一个长篇。

　　黎紫书：其实在写之前，问过自己很多次，为什么要写长篇，有没有必要？包括在台湾的骆以军、黄锦树，香港的董启章，肯定被问过很多次，你什么时候写长篇？这么问你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你之前写的短篇都是在为写长篇做准备。但从我内心，我不认为说一个小说是以长短来论输赢。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迷思？因为中国大陆写长篇的风气会影响到我们，变成你要写长篇才能证明自己。马华没有长篇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那儿没有发表的途径。字数超一万，报刊编辑就皱着脸，不给你发表，没有机会出版。

　　我有更多文化资本，如果要写长篇，出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当时写长篇真正的原因是想训练一下自己，我想知道写长篇是怎么回事。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适合他的文类。就像有一段时间，我写很多微型小说，那必然也会有写长篇的时候。《告别的年代》里，我会去刻意想要用多重的不同结构，不一样的节奏、语言去写，会去训练写长篇的感觉。《告别的年代》前面写杜丽安的故事，是平铺直叙的，是用写长篇的人该有的语调、文笔在写，第二个部分，是要抓那个手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背景，所以就写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家族。

　　那是我第一个长篇，我算是一个年轻的长篇小说家，以后必然会诚实起来，写不那么炫技的，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是我在训练的时候，应该去尝试，炫技没关系，我也能猜测到别人会有什么批评，我也并没有想到我是边缘的怎样，我甚至都没想到大陆会出版这本小说。我只想到，作为一个练习的作品，我要尽可能让它发挥练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