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共生”，即汉族与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断接触和共生，使原来只是中原地区的局地民族，发展成了因“内共生”而充满活力的拥有近12多亿人口的民族，其中的各种语言、方言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能各得其所。同时，她的“内共生”属性和表现涉及社会构建的各个领域。

　　首先在语言文字上，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就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衡，钱同币”，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语同音”。不仅如此，由于与各地原有语言的越来越多的“共生”，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语言。源自中原的古汉语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吃掉即同化当地语言，而是与当地语言“共生”在一起。作为现代普通话主体的北方方言，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互动中，其因“共生”而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南方还更大，以致在语音上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这种“共生”分化现象也反映到所谓的汉语官话中。

　　“共生”也使汉族的区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演化过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谱写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共同繁荣的历史画卷。总体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汉族文化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主，自此到隋唐以前，大体上是共同性渐增与差异性渐减;隋唐以后，随着一些新的区域文化的加入，并在这些文化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后，使得汉文化圈逐渐扩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被赋予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地位，且不乏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

　　汉民族文化不仅在内部实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共生共荣的“内共生”，也很好地实现了与其他民族的“外共生”，由此形成了以汉字为媒介的“外共生”圈，其中就包括大量使用汉字的日本文化。至于与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属于这种“外共生”的范畴。

　　“共生”与“同化”之间在理念上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同化意味着否定原有要素的主体性，即以原来要素的“消亡”为前提;而“共生”则意味着原来要素的持续存在，且仍然有所作为。汉族的“内共生”也并不是全球个案。纵观当今世界那些人口比较多、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在其民族属性和特点上几乎都充满着“内共生”的诸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