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之所以成为世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其原因不仅由于该寺僧人们在佛学上的建树，甚至也不在于有关禅宗创立者菩提达摩的传说，少林寺的声誉是建立在武术上，因为关于中国技击的许多传说都认为这个寺庙是中国武术圣地。到了20世纪这种魅力无穷的文化交流结出了硕果——中国功夫在西方非常流行。作为一种尚武、治疗和宗教目标的奇特混合，这些武术扩大了少林寺的知名度，使其远远超出了佛教信徒的范围。
少林寺所享有的盛誉名副其实吗？少林寺的和尚们曾经习练武术吗？他们是否违背了佛教的非暴力戒律呢﹖如果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的话，是否少林寺的地理、经济或社会环境促使他们违犯了佛教的首要戒律呢﹖而且政府做何反应——它对不念经而去习武的怪异和尚持何种态度呢﹖尽管它们是佛教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等所要关注的问题，不过迄今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欧美的汉学家没有研究少林和尚是否习练武术，如果是肯定的，那么从何时、为何要习练武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早在民国时期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唐豪（1897～1959年）就对少林武术史进行了研究。他对少林武术中拳术的兴趣要比对它们的社会或宗教意义大得多，尽管他并不占有全部资料，但他的开创性著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勾勒了少林武术发展的主要阶段。
由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所编写的武术史吸收了唐豪对少林寺的研究成果。同样，他的研究成果也是我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我要探讨明代晚期少林寺的武术实践，根据现有确凿的证据推断：这一寺院进行经常性武术习练最早是在这一时期。在这篇文章中试图对它的武术、宗教和社会意义进行评价。
一、少林寺
地理、政治和宗教这三种因素的结合使少林寺远在明代以前就声名远扬了。少林寺建立于5世纪晚期，它位于河南嵩山山坡上，萦绕在山坡上的灵秀之气使这一寺院受益颇多。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嵩山就被誉为“五岳”之一，中国皇帝都要去拜祭。嵩山与洛阳距离较近（35公里）更使它受到皇帝的重视。中世纪定都于洛阳的几个朝代都对少林寺给予慷慨的扶持。例如，隋文帝（公元581～604年在位）下诏宣赐“柏谷坞”100顷亩地，这一名字保留至今天，它是寺院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最后菩提达摩的传说使少林寺在禅宗中获得突出的地位。到了8世纪早期产生了菩提达摩在嵩山传禅法与慧可（大约生活于公元6世纪）的传说。
少林寺参与军事斗争的最早记载始于唐代。寺里至今尚存几通碑文证明少林武僧曾两次参与军事斗争：隋朝末年（大约公元610年），他们抵御了匪徒的进攻；而在公元621年春，他们参加了未来的唐王李世民与已灭亡隋朝的皇位的另一位竞争者王世充的斗争。与王世充的战斗发生于洛阳附近，王世充建都于此。王世充战败后，唐王朝重赏了少林武僧们，其中一位还被任命为李世民军队的大将军。碑文中还包括李世民致少林武僧们的一封感谢信和几宗官方文件，其中显示由于少林武僧们在军事上的支持，唐朝政府决定赐予寺院土地和其他特殊权利。
一些少林武僧至少两次参加战斗，关于这一点唐代碑刻没有留下什么疑问。不过，这些碑刻资料没有提到的一些方面同样重要：这些碑文既没有提到少林寺的武术训练，也对少林武僧们的武术绝技不置一词。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少林武僧参与战斗就意味着他们在寺院接受了武术训练。其中一些武僧在战斗中武艺超群可以加强这一观点。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可能性：参加战斗的武僧们也许是在寺外接受了武术训练，或者他们是为了参加战斗特别进行武术训练的（而不是把经常性的习武作为寺院活动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唐代的少林和尚们虽然从来没有接受武术训练，但还是参加了战斗。
少林碑刻是唐代少林寺介入战争的惟一证据。在参访过少林寺的唐代著名文人的游记和诗歌中，没有提到寺里的武术训练。而且，此后宋元时期的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少林武术的只言片语。因此，即使早在唐代武术已经作为寺院健身活动的一部分是可能的——也许真是这样，现有的资料并不能支持我们做出如此肯定的结论。
二、晚明的证据
在少林碑文镌刻之后700年间，我们再没有听到关于少林寺参与军事事务的报道。那时，在事先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晚明关于这个寺院武术方面的证据却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至少有40件现存16和17世纪的资料证明，晚明少林武僧们一直在习练武术。它们显示，习武已经成为少林寺生活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以致僧人们创造了一种佛教新传说来附会这一点。关于少林寺来源传说的内在成长与这一寺院的名声在外面的扩大有关。到16世纪中期，武术家们从全国各地来少林寺参访、研究它的武术。
有关少林武术的记载在晚明呈现多种多样的文献形式——武术百科全书、武术手册（既有少林派的，也有它的对手们的，他们自认与少林派对立）、地理方面的著述（地方志和寺志，还包括来寺院参观者的游记诗歌）、历史著述（如16世纪抗倭战争编年史——少林僧人参与其中）、少林武僧们的墓志铭甚至通俗小说（用文言和白写的）。这些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显示，少林寺的习武活动引起了明代各个精英团体的注意。少林武术出现在将军、政府官员、学者、僧人和诗人的笔下。历史学家同样被佛教与武术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在一篇题为《少林僧兵》的文章中，顾炎武（1613～1682年）全面地评述了佛教徒参与战事的各种记载（包括少林寺和其他寺院）。他把少林武术的起源作为问题提出表明：在他所在的时代少林武术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晚明有关少林寺的资料与此前唐代的资料不同，这不但表现在它们的丰富而多样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提供了关于少林武僧们习练武术的准确信息。唐代的碑文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参战的少林僧人们是否掌握某种武术技巧。与之形成对照，16和17世纪的文献提到了少林的枪术和徒手拳法，它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少林武僧擅长的兵器是棍。事实上正是棍使他们的寺院名声大振。
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
现存最早的少林武术著作是关于棍法的，题目为《少林棍阐宗》（以后简称《少林棍法》），它大约编著于1610年，是由徽州府休宁（现在安徽省南部）的一位名叫程宗猷（字冲斗）的武术家编著的。程的家族属于当地的绅士阶层，晚明时期他们家族出了几位名学者和获得功名的人。而宗猷的兴趣却不在《四书》《五经》，与他的几位兄弟和侄子一样对武术情有独钟。我们这里有一份资料描述了程的整个家族——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的衙门表演武术，还描述了由程训练的80位男子组成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全部由他的家庭成员和庄户组成。
程宗猷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出身于明代军人世家，他们也许是我们期望能够掌握武术的两个群体。他有着文人学士背景，而且他的朋友中也有一些著名学者。不过武术仍是他的爱好，这一爱好为他这一阶层的其他成员共同拥有。例如，现存最早的武术著作《内家》就由黄百家（1643～？）编著，他是著名学者黄宗羲（1610～1695年）的公子，而17世纪的枪术是由吴殳（1611～1695年）记录的，他也是一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这些文人学士通常是在出身低微的教练指导下习武。他们对武术史的贡献是记录下那些武术套路，否则那些发源于不识字阶层的武术就会失传。
除了《少林棍法》，程宗猷还编纂了一本名为《射史》的射箭术著作（1629年序），还有3篇论枪法、刀法和弩法的专论。1621年他以《耕余剩技》为题刊行，其中既包括后3篇专论，也包括《少林棍法》。收在这部带有插图的精美图书中的几种武术著作的相对篇幅表明，正像程自己所表白的，棍是他的首选兵器。事实上，《少林棍法》的篇幅是其他3篇之和。
程对棍法的熟悉来自于他在少林寺所度过的一段不短的岁月。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那里习武不少于10年。他对他所接受训练的描述表明，至少有一座佛寺为晚明社会提供独特的武术训练服务。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少林寺是一个僧俗共同习练棍法的地方：
少林形胜，有文武二山夹峙。故棍法与禅宗并传不替，是以四方之士，往往慕其风声。余自少年，即有志疆场，凡闻名师不惮远访。乃携资游少林者，前后阅十余载。始事洪纪师，涵迹徒众，梗概粗闻未殚撅技。时洪转师年逾八十耄矣，棍法神异，寺众推尊。嗣复师之，日得闻所未闻，宗想、宗岱二师，又称同好，练习之力居多。后有广按师者，乃法门中高足，尽得转师之技而神之。耳提面命，开示神奇。后从出寺同游，积有年岁。变换之神机，操纵之妙运，由生诣熟，缘渐得顿。自分此道，或居一得，至于弓马刀枪等艺，颇悉研求，然半生精力瘁矣。余叔祖武学生云水、侄君信、太学生函初，昔曾同学少林者。尝以少林棍法，只凭师僧口授心识。谓余尝创图诀，公诸同志，余谢不敏。久之，四方贤俊妄相推借，督以为隐，乃不获已，爰从暇日，裒集师友所授，及阅历证合者，命工缮写图象，不辞鄙俚，缀以歌诀于左，积录成帙，名曰《少林棍法阐宗》。庶几一触目间而形势昭然，俾人人得以自师云耳。虽然以一言而决胜负之机，一势而寓变化之状，虽曰末技，不无苦心。世有同志，倘缘是编，假筏登岸，于以壮干城，靖疆域。俾师门之指授，藉光且大也。是又余之志也矣。
程希望他的《少林棍法》会扩大他的武僧教练的名声，他的希望没有落空。在这本著作刊行后不久，著名的茅元仪（1549～约1641年）评论道：“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故特采之。”茅对程的著作印象如此深刻以致于他几乎将其全文收入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武备志》里。
程对少林棍法的详细阐明以描述兵器开始。他提供了制作棍的规格——长度、重量和使用的原材料。像晚明的大多数武术家一样，他也以棍来称谓它。按照程的说法，制作棍可以用木，也可以用铁。若是用木棍，推荐的长度是8到8.5尺（明代的尺大约是8.2到8.7英尺），重量是2.5到3斤（大约3.2到3.9磅）。铁棍稍微短一些（7.5尺，或者大约7.7英尺），建议的重量是15到16斤（大约19.5到20.8磅）。程还讨论了准备木棍时所用的木材类型：
疆界不同，名色不一，惟质坚而实，性刚而和。自根渐细至梢如鼠尾然者，则用方灵。生成直无疤节者为上。劈成锯成者，文斜易断。
程列举了53种执棍姿势，每一种都配有插图，辅之以解释性的“歌诀”（图1）。各个姿势被连成习练的顺序，称为“套路”。复杂的图表指导习练者按这些套路习练，这些套路模拟实战中的动作。最后，几种习练程式构成程所称的“法”。总之，他列举了5种不同的少林棍法：小夜叉、大夜叉、阴手、排棍和穿梭。排棍不同于其他4种棍法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对练，而不是单练。排棍和穿梭（棍）不同于其余3种棍法之处在于，“活法无定势”。
按照程的说法，这5种棍法都来源于寺院。“宗”字出现于他的著作题目《少林棍法阐宗》当中，这不是偶然的。程的目的在于详述他所认为真正的少林武术，它与那些——甚至还打着寺院的旗号——远离寺院原初精神的武术截然不同。他的著作反映出少林寺在17世纪早期已享有的名声。如果不是因为少林寺名声太大，其他武术习练者也不会利用它的名字，而程也不会急切地出笼“正宗”的少林武术。
因此，程的《少林棍法》揭示了今日武术界都很熟悉的现象——作为互相竞争的门派，每一支都声称自己才是同一宗派惟一的真传。在《少林棍法》的“问答”部分中，声称自己才拥有正宗少林武术的各路武术高手们的竞争得到充分表现，程以一位假想的对话者提问的形式展示出以下的质询：
今攻少林棍者，不乏人。然多不同者，岂人有异师，师有异教乎?余曰：“教本一源，但世远人乖。授者尚奇好异，或以此路头而混彼路尾，或以彼路尾而杂于此路中，甚至一路为分二路。惑世诬人，博名射利。予深扼腕，特为标真。”
三、僧人们与将军们
虽然程宗猷的著作是对少林棍法最详尽的阐述，但他并不是讨论少林棍法的惟一一位武术家。相反，在晚明武术百科全书中少林棍法被经常提到，最初是唐顺之（1507～1560年）的《武编》，他的编著要早于程的著作刊行大约70年。特别提到少林棍法的其他军事著作有：由一代名将戚继光（1528～1588年）撰写的《纪效新书》（大约1562年）；上面提到的茅元仪《武备志》和军事将领何良臣（1565年在世）《阵纪》。最后一部著作显示少林武术传播到其他寺院。它特别提到少林寺的棍法传给了伏牛山的僧人，它也许是指位于河南伏牛山上的寺院。
大部分晚明军事家对少林棍法称赞不已。例如，戚继光把它列为当时著名的武术之一；而茅元仪得出结论是它是所有棍法的源头。不过，从诸多批评声音中所获取的信息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批评少林武术的军事家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息。那些对少林寺偏重棍法颇有非议的军事家们尤为如此，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寺院习武以棍为重的最有力证据。
一位反对少林寺过分重视棍法的专家认为：它会导致对其他兵器的忽视，甚至歪曲，他就是吴殳。吴出生于娄江岸边（现在称刘河），属太仓县，在今日江苏省苏州市东北大约30公里处。与程宗猷一样拥有文士背景，他的另一个名字吴乔更为我们所知，是《围炉诗话》的作者。吴精于枪法，他于1663年在一位名叫石电（号敬岩，？～1634年）的云游四方枪术专家指导下开始练习。大约40年以后他在名为《手臂录》（1678年序）的选集中总结了他的枪术，它包含7部不同的著作。其中一部题为《梦绿堂枪法》，是少林僧人洪转所著，程宗猷曾提到他，是程的棍法教师。吴殳还对少林枪法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评论道：“少林全不知枪，竟以棍为枪。”换言之，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棍法，少林僧人未能发挥枪的独特之处，正像吴进一步解释的：
少林棍法出自神授，名重古今，余颇染指焉。山高海深，诚称绝业……然枪之为器，则与棍迥异，古语云：枪为诸器之王，棍乃枪家之奴婢。所以然者。……少林诸僧曾不觉知。同类而等视之。
吴殳对僧人对棍以外兵器的漠视不以为然。另一位军事家俞大猷（1503～1579年）也批评少林僧人棍法。俞是作为一名成功的将军而为我们所知，他曾经任中国5个边疆的地方长官。他生于福建省晋江的一个军人世家，而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对中国东南沿海倭寇的平定。俞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武术家。他擅长有名的“荆楚长剑”棍法，编著了棍法著作，名为《剑经》，受到当时武术家们赞赏。
出于少林寺的名声，俞大约1560年游历到那里探访僧人的武术，根据他的记述，他非常失望。他写道，少林棍术真诀皆失。结果他反倒教起僧人们他自己的武术技巧来。以下就是他访问寺院的记录，俞以“剑”这一词语来代替棍，就像他在他的棍法著作中所做的那样：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众人推少年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予南行，出入营阵之中。时授以阴阳变化真诀，复教以知慧觉照之戒。及三余载，二人曰：“噫!有余矣。乞归以所受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可也?”遂许辞去。倏而又十三载矣。门者忽报有一僧求见，与之进，乃宗擎也。谓普从已化为异物，惟宗擎回寺，以剑诀禅戒传之众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传可永也。
俞将军的印象是，他的棍法将会在少林寺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否他过高地估计了他对少林传统的影响﹖对程宗猷的著作的细查显示，他在少林寺学到的棍法，在俞访问少林寺大约50年后——与俞的《剑经》中所描述的棍法已完全不同。这两种棍法的风格——由将军传授的和由程所学到的——从法和姿势到节奏程式和插图这一切都不相同。而且关于程的《少林棍法》中的一些术语，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俞与少林僧人相遇之前的一部武术百科全书。显然，在将军访问少林寺以前很长时间里，少林棍法的固有传统就一直传承着。
俞将军高估了他对少林武术的影响，但他会留一些痕迹，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由以下吴殳《手臂录》的一个段落提供了一个线索，它编写于将军访问少寺大约100年后：
余见少林有一家棍法，名曰五虎栏，唯一打一揭而已。打必至地，揭必过脑，平平无奇，殆如农夫之垦土者。而久久致工，打揭得势，则少林诸法亦甚畏之，不可以平平而轻视也。
吴殳把“一打一揭”套路视为“五虎拦”的特征。同样的套路也在俞大猷《剑经》里很突出，正因如此，很有可能将军所教的套路正是吴殳所描述的套路。如果提出这一假设的唐豪是正确的，那么，到17世纪晚期少林僧人是按两种棍法体系进行习练：一种是记录在程的《少林棍法》（早于俞访问少林寺之前）中的，另一种被称作“五虎拦”，是从明代俞大猷将军那里学来的。
撇开俞大猷对少林武术的具体影响不论，他与少林寺的联系显示出晚明社会两大群体——佛教僧人与军人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点很突出。俞将军视少林僧人为行家里手，他传授给他们他的套路秘诀。他把寺院视为一个军事机构，这一点丰富了我们对晚明佛教发挥多重作用的理解。
根据俞的记述，他教授少林僧人。也有其他记载说少林僧人教授军队将士武艺。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6世纪中叶平定倭寇的斗争中，江南地区的军事将领请求少林僧人前来助一臂之力。僧人们很快就加入了战斗，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的宗教身份。他们不是与其他士兵融为一体，而是形成僧人自己的战斗单位。不过至少一位僧人在军队中给安排一个位置，因此还了俗。这就是17世纪少林和尚刘德长被任命为游击将军。即使在他放弃了僧伽、进入了官员队伍之后，刘还与他曾出家的佛寺保持联系，并且收来自少林的僧人为徒，向他们传授枪法。
如果少林僧人曾与将军们有所切磋的话，他们也与正在出现的、不属于军队的武术家群体有一定联系。我们遇到两位来自这一群体的有文化的成员，程宗猷和吴殳。第三位（也是有文化的）是程真如（大约生活于1620年间），他不在少林寺而是在另一个佛教中心——四川的峨嵋山接受的武术训练。他游历到那儿并得到普恩法师（大约生活于1600年间）的指教，程真如后来把普恩的枪法记录在他的《峨嵋枪法》中。他注意到普恩从一神人那儿学到的枪法，也许正因如此，和尚不愿轻易传授他人。在普恩相信他的诚心之前，程不得不花两年时间去拾柴火，最后普恩才教给他枪术的秘诀。
程真如不辞辛苦遍访天下最好的枪师受教。因此他与晚明其他武术家（无论是僧人还是俗人）类似——选择一种游历的生活方式。普恩“走遍天下，还是没有发现对手”；石电游历一个又一个村庄寻访徒弟；程宗猷与他的少林武师广按在路上用去好几年时间；而据说少林和尚三奇友公（?～1548年）在他巡游河南、河北、山东和江苏的过程中收了1000多个学徒。无论他们是僧人还是俗人，这些巡游的武术家通常都借居在地方的寺庙里。吴殳提到石电曾在一个叫作报本寺的地方寺庙里留宿，而且根据黄百家的说法，王征南曾在铁佛寺里授课。地方寺庙为流浪的武术家提供住处，也就是为传授武术提供了空间。
因而晚明的武术家通常都在路途中，或者像中国人所说的“漂泊”。16、17世纪的作者们提到处于“江湖”上的武术家们，这一词语是指所有那些过流浪生活的人：艺人、说书者、算命者和其他类似的人，难道武术家与其他“江湖”流浪者一样，也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游历吗﹖初看起来好像武术家是出于教育目的——为了研习、传授，或者为了和与之匹配的对手一决高下。不过，专门技巧的修炼很难与经济上的考虑分开。教师们可能会得到学生们的报酬，对打也会采取公开表演的形式以收取观看者的赏金。在这一方面，19世纪的武术团体可以折射出16世纪的情景。在云游客（生活于1900年间）《江湖丛谈》中，非常生动详细地描述了武术家们的流浪生活：有的人充当保镖，护送运输的货物；另有一些人走遍城镇乡村，在当地有集市的日子“卖艺”，向公众展示他们矫健的身手。
正是巡游，使晚明武术家与晚清后辈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它也把这两个群体与他们的艺术表现者联系起来。因为，早在唐代的小说中，“江湖”这一广阔的天地，是侠客做出英雄般壮举必不可少的环境。事实上，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不再指代一种生活方式，更不是指航道，它们象征着一个自由的天地。在那里，家族、社会和国家的法律都不再适用，在日常生活之外。在“江湖”上侠客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四、结论
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让我们对什么时候少林和尚开始习武得出结论。不过，毫无疑问，到16世纪武术训练已经成为寺院一项重要活动。晚明作者们重视少林武术的原因之一是明代职业军队的衰落。一些军事专家们建议政府用僧兵来补充常备军，而武僧确实对16世纪抗倭的斗争立下汗马功劳。相反，另有一些政府官员怀疑寺院的武术训练，害怕武僧们利用他们的武功来反抗政府。
少林寺并不是习武的惟一一座寺院。16、17世纪的资料提到其他一些佛教中心的武术训练，它们也值得研究：（四川的）峨眉山、（山西的）五台山和（河南南部的）伏牛山。除此之外，还为巡游的武术家提供栖身之所的各个地方寺院也习练武术。不过少林僧人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武僧。他们武术技巧高超的一个原因是少林寺地处河南中部。由于贫穷和暴力横行，军事武力活动成为河南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该省对明清武术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
少林武术习练反映在该寺的宗教传说中。在晚明，少林和尚们把他们的棍法技巧附会到一位佛教神紧那罗头上，他们尊崇他为他们寺院的伽蓝神。紧那罗的传说提升了少林武术的声望，也使和尚们的武术活动得到宗教的认可。这则传说流露出明代小说与戏剧的影响。紧那罗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挥舞金箍棒的孙悟空的形象塑造的。
为什么少林和尚选择棍子作为他们的兵器这一问题值得做单独的研究。这里我只想提出一点：作为兵器的棍子也许来源于它是佛教的标志。从中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僧人都手拿圆环装饰的精美手杖，被称作“锡杖”，它是宗教权威的象征。未来的研究会决定少林武僧在打斗中所使用的棍是否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手中所拿的作为僧人标志的锡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