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已经完全适应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那些流传的神秘历史与美丽神话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无论是时代还是空间都太过遥远。但在某些偏僻的山区与乡村，远离了时代快速发展的潮流，却保留了更为珍贵的历史记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历史与传说仿佛一直都近在咫尺。因为那些古老的习俗、建筑、历史遗迹、宗教信仰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
他们不是定格过去的博物馆，也并非历史名人的圣地，而是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息繁衍、耕织劳作的场所，是活的聚落。这些古村落被称为“记录历史的活化石”。一个古村落即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对古村落的考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
去年12月下旬，我与《潇湘晨报·湖湘地理》记者一道，来到湘西南绥宁等地，深入古苗疆的大山深处，探访千百年来在这里聚族而居的苗族古村落。
在湘桂黔交界处，坐落着一处山环水复的秀美村庄，这里便是“上堡古国”所在地—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上堡村。村子被青石古道隔成一个个“井”字，远望去像一个棋盘。棋盘坐落在九座小山的包围中，形成了一把巨椅，当地村民介绍说，这样的气象叫“神龟出山”，“神龟带九子，九子九成精”，代表祥和。
很少有人知晓“上堡古国”，这个恬静纯美的山间小村，500多年前竟是当年苗族起义的政权中心所在。此处山高路险，南抵城步、西接通道，进可以到长沙、邵阳，退可以到广西，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起义首领选址在此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正统元年至天顺四年(1436—1460年)，蒙能、李天保等人领导湘、黔、桂边界的苗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历史上，这一地区苗民起义次数众多，然而此次起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前所未有，共有三省18县五万人参与，历时24年，并且以上堡为中心首次建立了苗民政权，与明王朝分庭抗礼。领导人李天保将年号定为“武烈”，自封“武烈王”，并将苗疆划为“省”、“府”、“州”、“县”等行政单位。至今，黄桑坪一带的小孩子还会哼唱一首歌谣，“界溪省，巴流府，雪林州，赤板县，上堡有个金銮殿”。
歌谣里所唱的“金銮殿”今日已不复存在，据上堡村原支书郑连吉介绍，解放后2000平方米的地基都分给村民建了民房，现在能看到的只是金銮殿的遗址。该殿建在村庄的西北角，也是全村的最高处。拾阶而上，发现脚下石板都雕有精美的花纹，可以想象当时金銮殿的华丽气派。沿石阶上去，只见一栋民宅静静伫立在当年金銮殿的遗址处，未曾看到砖瓦残垣。如果不是脚下严整的方形石板，人们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苗民政权的议事中心所在。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上堡找到当年苗民起义的痕迹。在一处葱绿的草丛中，我们发现了当年起义苗民插起大旗的旗杆石。村口的老树下，有两块圆形、中间有孔的饼状石板，据说也是用来固定旗杆的。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村民热情地指着一棵不生枝叶的老树蔸，只见树牌上书“拴马树”，据说当年起义将领在此拴马，以至于树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勒痕。老树随着年月生长，勒痕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我们在上堡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很多青石板路的方砖上都有棋盘样的凹痕，据说这是一种叫做“同移山”的娱乐活动，取众人同心协力可以移动山川之意，在当时颇为流行。
李天保等人起义后被朝廷出重兵镇压。为了纪念镇压的官兵，朝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忠勇祠。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当地苗民更不会主动修缮，忠勇祠倒塌后再未重建。如今，只剩刻着“忠勇祠”三字的石碑孤独矗立，其后长满了茂密的植物。在村子背后，有两座小山似的土包，和其他山体并不相连，上面也没有多少树木，当地人猜测，这有可能就是李天保的埋葬之地。
尽管上堡村的民居大多仍是具有典型苗族特征的干栏式建筑，但在整体规划上与其他苗寨有所不同。由于上堡当年是作为政权中心而建，因此给排水系统、道路交通、防御设施等都有其独特之处。
上堡村的供水沿袭了古人做法，从上游引水入宅，沿沟渠流入院落。在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半人高的院墙，全部由片状石头垒起，不需泥土黏附，却异常坚固，整个村子俨然像一座坚固的石头城，这显然也与当年的防御工事相关。时至今日，上堡村的房屋因战火毁坏已几经重建，但仍完整保留了最初的整体规划。
上堡村如今居住着苗、侗、黎、傜四个民族的村民400余人。比起其他苗寨，这里的氏族性并不突出，因为村民基本上都是当年苗民起义军的后人，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姓氏也不同。虽不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却也其乐融融。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带人民安居乐业。
群山无语，白云悠悠，明清两代的天空已然谢幕。在古国门前的石桥旁有一株千年古榆树，它在这里等了500年，在简洁旷远的天空下，为每一位前来探访古国秘密的游客，讲述当年的腥风血雨，讲述昔日的繁荣与悲壮。没有只言片语的文字记载，鲜血染红的历史只能不屈地在民谣里鲜活。那一面旗杆石上飘扬的义旗，那一株拴马树道道环压的痕迹，无不昭示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在上堡古国，人们至今仍然以苗歌的形式传诵祖先的英勇事迹，李天保的血性已经被炊烟升入天空，这里，已经淡然，恬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