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旅居日本的时候，我受邀去教中文课，而我的学生们却都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当他们低下花白的脑袋致意，恭恭敬敬地叫“先生”(在日本，一般称呼医生、议员、老师为先生)时，我不由地担忧起来：能不能HOLD住这些日本科技领域的高级专家们？

　　这个中文学习班是前中国驻日大使唐家璇在任时提议开办的，学员们都是具有“技术士”称号的专家。技术士制度是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技术人员资格国家考试制度，目前，约有一万二千多名技术士活跃在日本的产业界。他们在各自领域内都是独当一面的专家学者，在学习班上却事事都需亲力亲为。

　　老学生们听课认真，发言也很积极，还会问各种问题。有时解释一个名词，也许就会衍生出一堆有关中日对比、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有时也会介绍起日本的情况，这样学生们就成了主讲。

　　对于我新开发的听写环节，老学生们是又爱又恨，老花镜摘下戴上，将自己写出来的字和黑板上的标准答案仔细核对，写对了就开心地手舞足蹈，没写出来就一边抱怨为啥会有这些微妙的差别，一边一笔一划抄下来，用红笔圈出来。

　　班长是一位叫长友的老先生，是这些老学生中最年长的，也是日本技术士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负责收集大家的学费，协调与外部的各种联系等。八十多岁的长友，长得很矮小，却总是背着一个很重的双肩背包。我很好奇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宝贝，为啥走到哪里都背着，他笑呵呵地说，其实没什么要紧的东西，还能背着它到处走说明我身体好呵。

　　班上的活跃分子是一位叫鸟饲的学生，高高大大，在这些学生中属于青壮派了。班级的忘年会、新年会，各种迎新送别等都是他来操办。研究核伦理的鸟饲先生爱好射击，休息日除了学中文就是到处去练气枪。上课时，大家有喝茶的，有喝咖啡的，他的桌子上永远放着可乐。我和他开玩笑：在中国一般都是小孩子、年轻人爱喝可乐，你不愧是班上的年轻人。他乐了，努力用中文和我聊起他钟情可乐的原因：多年前，查出胰腺癌，住院治疗中，有一个月不能自己进食，躺在床上，整天就翻看各个电视台放的料理节目，最大的心愿就是喝上一瓶可乐……虽然他的中文在班上是佼佼者，可他却一次都没有来过中国。

　　佐藤先生是一位农业专家，在郊外租了一块地，隔三差五会给我寄来几棵带着泥土的香菜，那纯正的香味总让我忆起儿时的味道，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菜，就是这香菜的味道还有点受不了。

　　总是在发音方面较真的田中先生是一位信息工程专家，却有着坚实的人文历史知识，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历史有颇丰的研究和见解，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丝绸之路的书。我一直想着将来请他来中国给我当导游。

　　圆尾先生是一位食品方面的专家，热衷于来中国进行技术指导，所以常常缺课。每次出差回来，总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各种见闻，给大家带来各地的土特产。

　　在最后一次课上，我讲中国的唐诗，特意选了王维的送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上完课，鸟饲先生安排了送别宴，酒过三巡，与大家在地铁站挥手告别，相约一定会再见。鸟饲先生陪我进到站内，在站台上，他微笑着挥手，用中文说：老师，我一定会去中国看你。

　　现代交通与通讯的发展，让我们完全没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感。回国后，也时常和大家保持着联系。鸟饲先生的邮件最多，告知大家的近况，也聊他自己：去美国开会了，因为发烧住院了，气枪比赛得了名次等等。然后，邮件间隔时间长了，再然后收到了其他学生的邮件：鸟饲先生这次住院没有再回来。有一次，我做过一个清晰的梦，梦见领着鸟饲先生走在中国一所大学的校园里，和他说：这就是中国。

　　学习班的成员经常参加技术士会的活动，来中国与科技工作者交流，和中国有需求的企业进行对接。这些为日本战后高速成长奋斗了一生的老专家们，在知天命甚至耄耋之时选择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认真、执着、坚持和未泯的童心始终伴随着他们。